第85章 谁是李福达（1/2）

嘉靖初年，山西乡间，一个名叫薛良的无赖频繁向官府控告他的债主张寅，一口咬定张寅的真实身份其实是弥勒教的首领、那位朝廷苦苦追捕的在逃通缉犯李福达。这起控告，如同一枚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，瞬间激起千层浪花，引发了一桩震动朝野的大案。

这起后来被史书记载为“李福达之狱”的大案，自案发之初到最终尘埃落定，历时长达三年之久。期间，巡按御史、刑部尚书、乃至未来的内阁首辅，乃至皇帝本人都纷纷下场，各方势力在这起案件中角力，案情更是经历了两次惊心动魄的反转。

更为离奇的是，在案件结案多年之后，竟然又有人旧事重提，再度翻案，使得这起案件的余波至今仍未平息。

在世人眼中，这起案件似乎是一场正义与奸佞的激烈斗争。深入案件的内部，揭开层层迷雾，却发现这里面的水，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深得多。每一个细节，每一个转折，都似乎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和动机。在这起悬疑重重的案件中，真相究竟如何？谁又是最终的赢家？一切都还有待我们去探寻和揭示。

故事的起点看似平淡无奇，却悄然牵扯出一场错综复杂的经济纷争。

薛良，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，住在山西徐沟县同戈镇附近的白树村。他的人生，似乎被赌桌和游荡所占据，毫无建树。早年，他因与人私通，怕事情败露，竟逼得那名女子走上了绝路，自缢身亡。为此，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——被判杖责一百，流放三年，到同戈驿服役。

然而，薛良骨子里似乎天生带着一股不安分的因子。他怎么可能甘心在那种地方默默无闻地度过三年时光？很快，他便逃役回到了白树村。

回到家乡的薛良，并未收敛他的劣性，反而因为一场看似普通的经济纠纷，再次将自己卷入了一场风波之中。这场纠纷，就像一颗投入湖面的石子，激起了层层涟漪，将原本平静的生活搅得翻天覆地。

被告名叫张寅，一位来自山西五台县的商人，堪称那个时代的“成功人士”。他游走于两京、河南、苏杭、徐州等地，凭借着精明的头脑和过人的胆识，在商界闯出了一片天地。他在省城太原购置了八间门面房，财富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。

在古代，大商人多半也是大地主，张寅也不例外。正德年间，他在同戈镇购置了房屋土地，同时在五台、太谷等县也拥有广阔的田地。有了钱，他自然想要更高的地位，而明朝恰好允许买官，也就是所谓的“捐纳”。于是，正德十六年（1521），张寅通过捐纳获得了太原左卫指挥使的职位，他的长子张大仁也纳银在北京充吏，家族地位水涨船高。

正所谓树大招风。张寅和薛良，一个是精明的商人，一个是游手好闲的无赖，两人都属于那种不安分、喜欢四处闯荡的人。他们的命运，在某个时刻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交集。当时，张寅在太谷、徐沟二县放贷，而薛良恰好成为了他的客户之一。薛良陆续向张寅借了15两银子，但一直拖欠未还。张寅多次向他逼讨债务，可能使用了些手段，于是双方结下了深仇大恨。

嘉靖三年八月，一个闷热的午后，薛良步履匆匆地来到山西巡抚毕昭的府邸，他的脸上写满了紧张和焦急。他带着一个惊人的消息，一个足以撼动整个山西乃至朝廷的消息——他要举报张寅，那个在外人眼中精明能干的商人，其实是一个在逃多年的通缉犯——李五。

李五这个名字，在山西乃至整个大明王朝都可谓如雷贯耳。他原名李午，早年在陕西洛川县行医，然而他的真实身份却是一个弥勒教的信徒，暗地里煽动信徒造反。正德七年，洛川县发生了一场震惊朝野的叛乱，而李五，正是那场叛乱的核心人物。然而，叛乱平定后，李五却如同人间蒸发般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薛良声称，这个惊人的秘密是同里魏槐亲口告诉他的。魏槐，一个平时不显山露水的普通人，却拥有这样的秘密，这让薛良感到既震惊又兴奋。他觉得自己手中握着一个可以翻云覆雨的筹码，于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向巡抚毕昭举报。

事关谋反，毕昭不敢有丝毫怠慢。他立刻下令拘捕张寅及其相关人员进行审问。然而，张寅和他的长子当时正在北京，于是官府只得先将张寅的次子、三子及其亲眷抓了起来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案件越发扑朔迷离。嘉靖四年二月，薛良再次上报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“罪证”——他声称张寅的手指上生有龙虎形，左肋上还有朱砂字样。这些看似荒诞的指控，却给案件蒙上了一层更加神秘的面纱。

五月初，张寅主动从北京回到太原投案，他坚称自己是清白的，薛良的指控完全是出于个人恩怨的诬告。然而，薛良并没有就此罢休。七月，他再次搜罗到新的“罪证”，并上交了一份新的讼状。在这份讼状中，他声称张寅原名李福达，是崞县左厢都的造反分子，早在弘治二年就参与过造反，被发配充军。后来逃回五台县，投靠在张子名下入籍。而这次，薛良声称这个消息是来自张寅的义女婿戚广。

薛良的两次举报，每一次都似乎带着些许的模糊与不确定性。他口中的张寅，时而成了张英；那个曾掀起风云的李福达，在他笔下竟变作了李伏答；而那隐居的张子名，也成了张子贵。种种细节的出入，让人不禁怀疑，薛良的消息究竟是从何而来，是否只是道听途说。

尽管薛良的言辞中充满了不确定性，但一个犯罪链条却已悄然浮现。那个来自崞县的李福达，在弘治二年曾掀起一场谋反之风，被朝廷发配充军。然而，他并未因此销声匿迹，反而逃回后躲藏在陕西一带，化名李五，暗中传教惑众，最终引发了洛川县的叛乱。叛乱平定后，他又一次逃脱了朝廷的追捕，改名为张寅，并巧妙地冒入了五台县张子名的户籍，开始了他的新生活。

按照明朝的律法，此案交由山西按察司负责。然而，案情之复杂，牵扯的人物、地点之多，加上调查能力的欠缺，使得山西按察司的进展异常缓慢。

五台县的户籍簿上，确实记载着张寅的名字。徐沟县的记录也证实了薛良与张寅之间的仇恨。然而，当验看张寅的身体时，却并未发现那所谓的龙虎形和朱砂字样。陕西方面传来的消息更是令人困惑，当年与李五有关的造反者都已病故，无人能够证明张寅与李五之间的关联。

几个关键的证人，也纷纷推翻了之前的言论。魏槐声称，他只是和乡亲们闲聊时提到了李五煽动之事，从未与薛良说过张寅就是李五。而戚广更是坚称，张寅身为太原左卫指挥，从未有过聚众叛乱之举。

嘉靖五年二月，山西按察司的初审判决终于落下帷幕，犹如一道惊雷在山西的大地上炸响：薛良，这个曾经信誓旦旦举报张寅的人，竟被判定为诬告陷害。这一结果迅速上报给了巡抚，经过复审，结论与初审一致，毫无悬念。

薛良的命运就此被定格，他将以诬告谋反的罪名，被放逐到口外那片荒凉之地，长城以北的寒风将成为他日后的伴侣。他的生活，将从此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。

这起案件并未因此画上句号。相反，它像是一个巨大的漩涡，将更多的人卷入其中。原告薛良与被告张寅之间的对垒，已经拉开了大幕。他们之间的恩怨纠葛，将在这场悬疑大戏中逐渐揭晓。

与此同时，一干证人也纷纷登场。他们或许曾亲眼目睹过某些关键细节，或许曾听到过某些重要线索。然而，他们并非这场大戏的主角，只是作为背景人物，为整个故事增添了几分复杂与扑朔迷离。

嘉靖五年五月，新任山西巡按御史马录在案头发现了一封神秘的来信。信封上并无任何特殊标记，但信中的内容却足以令任何一位官员感到棘手。

信中言辞恳切，透着一股不可小觑的势力。信上写道：“张寅乃吾旧识，今遭人诬告，不过因他人嫉其财富，望大人能体恤其情，予以宽宥。”马录为官已有十八载，历经官场的风风雨雨，对于贿赂、求情与威胁早已司空见惯。然而，这封信的出处却让他不得不格外小心。

原来，这封信的作者乃是皇帝身边的大红人——武定侯郭勋。郭勋，乃明朝开国功臣郭英之后，承袭了先祖武定侯的尊贵爵位。在嘉靖帝即位之初，朝廷发生了一场震动朝野的“大礼议”事件。那时，以杨廷和为首的文臣群体站在了皇帝的对立面，而郭勋则果断地站在了皇帝这一边，因此深得皇帝宠信。

马录深知，郭勋的求情并非儿戏，这背后很可能牵扯到复杂的朝廷权力和利益纠葛。他不得不谨慎对待这起案件，以免卷入这场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涌动的政治旋涡。

这封信的出现，似乎预示着一起错综复杂的悬疑案件即将展开。马录开始意识到，自己或许已经踏入了一个深不见底的旋涡之中，而真相，或许远比想象中要复杂得多。

郭勋的介入，如同暴风雨前的闪电，突如其来，让人措手不及。原本，张寅在京城的日子过得风生水起，他四处结交权贵，竟与那位权势滔天的武定侯郭勋攀上了关系。张寅的长子张大仁，在京中任职，想必与郭勋也常有往来。

五月的一天，张大仁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，得知了案件已经定性的消息。他心中惶恐不安，害怕家族即将陷入牢狱之灾。于是，他急匆匆地找到了郭勋，希望这位权势人物能够出手相助，为张家打点一番。就这样，郭勋的请托信，如同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，激起了层层涟漪。

马录看完这封信后，心中不禁涌起一股疑云。他迅速翻开卷宗，仔细查看张寅一案的详情。随着阅读的深入，他的眉头越皱越紧，陷入了沉思之中。郭勋，这个在朝廷中权势滔天的武人，一直仗着皇帝的宠爱，与文官们处处作对，行事多有不法。如今，他竟然写信请托，为张寅求情，这难道不正是奸佞之人的行事风格吗？

马录心中疑惑重重，他开始怀疑这起案件背后是否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。如果案件真的清白无瑕，郭勋又何须为张寅求情呢？这其中必有蹊跷之处。

于是，马录下定决心，要查明这起案件的真相。他不仅要为受害者伸张正义，更要揭露那些隐藏在背后的阴谋和权力斗争。他毅然决然地提笔写下了弹劾郭勋的奏章，准备将这份奏章公之于众。

奏章一经公布，立刻在朝廷中引起了轩然大波。那些追求正义的人们纷纷站了出来，支持马录的行动，希望借此机会揭露郭勋等人的罪行，还朝廷一个清明的风气。一场追求正义的浪潮，就这样在马录的引领下，悄然兴起。

兵科给事中刘琦挺身而出，毫不留情地批判郭勋道：“那些求讨书信者，必定是知情者；而那些受嘱的党羽，显然是意图贿赂。此案的真相，恐怕远非表面那么简单。”他言辞犀利地剖析道：“那妖贼名为李午，其中的‘午’字，乃是四正之时，正阳之位，寓意着极大的邪恶。而张寅之名，乃是岁首建寅，人生于寅，这其中或许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。”

户科给事中郑一鹏也站了出来，他声称：“经过深入调查，我发现张寅的罪行深重，这更让我意识到郭勋的罪行远不止于专横跋扈。郭勋明知张寅是谋反杀人的首恶之徒，本应揭发其罪行，为国除害，但他却与之往来结交，显然是狼狈为奸。”

御史潘壮也上疏直言不讳：“张寅，天下人皆知其为李午；而李午，更是天下公认的谋反之人。为了维护朝廷的法度，恳请将张寅严惩不贷，同时解除郭勋的兵权，以儆效尤。”

……

在案件尚未水落石出之前，这些言官们已经先入为主地认定张寅就是李午，就是李福达。他们似乎已经被某种力量所牵引，迫不及待地想要给张寅定罪。

在明代，言官们无疑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。他们的人数之众，堪称历朝之最，多数都身负进士的光环。这些言官，虽品级不高，却心怀坦荡，无惧无畏，敢于直言不讳，不惧得罪权贵。而他们的权力，却重如泰山，即便是二三品的大员，见了他们也不得不恭敬有加。

朱元璋如此精妙的设计，意在将这些既有胆识又饱读诗书的言官们，化为“天子之耳目”，让他们成为查不法、查贪官、查奸佞的利剑，确保大明江山永固。

士大夫们并非简单的工具，他们内心有着独立的意识，有着“从道不从君”的坚守。言官们，尽管身处皇权的阴影下，却时常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，化身为“公理”的守护者，向那些皇帝宠信的奸佞宣战。

在这场风暴的中心，言官们或许就是这样看待自己的——既是皇权的耳目，又是公理的守护者。

马录的果决与坚定，赢得了整个士大夫群体的赞誉。吏部侍郎孟春由衷地称赞道：“昨日劾郭勋之举，真是大快人心。那郭勋虽然喋喋不休，但越是如此，越显得他的无耻。”大理寺丞汪渊也感慨道：“昨日见到你的章奏，攻伐巨奸，真是令人振奋。若非有你这般大风范的人，岂能至此。”工部侍郎闵楷更是赞叹不已：“今日读到你的发奸之疏，风骨卓然，中外皆服其公正，奸雄已落其胆矣。”

在这样的氛围中，马录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。他深知，自己不能有任何犹豫和退缩，必须排除一切奸佞势力的干扰，走到那个早已认定的“真相”面前，揭开它的面纱。因为他知道，如果他失败了，那么这些追求正义的人们的努力，不就成了一个笑话吗？

于是，马录开始了他的调查。这一查，还真让他查出了惊喜——那真相，似乎比他想象的还要惊心动魄。

在一连串错综复杂的线索中，官府终于捕获到了一众新的人证。定襄县的韩良相，这位在北京结识了李俊、李二和李三等人的关键证人，突然浮出水面。据他回忆，那三人曾在某个隐秘的场合向他透露：“我们是李福温之子，如今在上官府中的张寅，其实真名叫李福达，他正是我们的五叔。你若不信，只需掀起他的帽子，看他是否是个秃子。”韩良相心中一动，随即暗中观察，果然发现张寅头顶光秃，与三人所言完全吻合。

同时，从陕西方面解送过来的十五个目击者也为案件增添了重量级证据。官府特意安排了一场辨认会，让张寅与一众皂隶站在一起。这些目击者一眼便认出了张寅，纷纷上前扯住他，坚定地说：“没错，这就是李五！”

就在案件看似即将尘埃落定之际，一些疑点却悄然浮现。张寅的年龄成为了一个难以解释的问题。根据记录李福达户籍的黄册，张寅应该只有五十一岁，但眼前的他却已是六十六岁的老者。此外，崞县县民杜文住的证词也带来了混乱，他坚称李福达曾娶了自己的姐姐杜氏，可张寅的妻子却分明姓林，而黄册里李福达的妻子则姓张。

这些疑点，对于已经深信不疑的马录来说，似乎只是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。他迅速公布了再审意见，断定张寅、李五、李福达实为同一人，并依照律法处以极刑——凌迟。

如果故事就此结束，那它仅仅是一个清官明断的简单故事。但马录的追求远不止于此。他深知，正义不应仅止步于一两个人的清白，更应彻底荡涤世间的浑浊。因此，他决心将这场“正义”的火焰燃烧得更旺，直至将朝堂上的一切奸佞烧尽。

嘉靖皇帝的心情犹如乌云密布的天空，压抑而沉重。自他登上皇位以来，杨廷和为首的文官群体就像一群喋喋不休的乌鸦，时刻在他耳边提醒他要守规矩。然而，身为天子，他又怎能容忍自己的权威受到任何人的掣肘？

嘉靖帝对于权力的掌控有着天生的敏锐和天赋，他像一头狡猾的猎豹，时刻准备扑向那些敢于挑战他权威的人。左顺门的鲜血事件，便是他给这群士大夫上的一堂生动的政治课——君是主，臣是仆，该闭嘴时就闭嘴。